揭秘: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?

浏览量:395 时间:2018-10-17

毛泽东和刘少奇

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建国以来12年特别是1958年以来4年的成绩和经验教训,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,但也留下了毛刘之间的分歧,这也是七千人大会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民主革命时期,毛泽东和刘少奇,一个在根据地、一个在白区摸爬滚打若干年,为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理论和经验,各自做出了重大贡献,并成为所在领域的代表人物,两人彼此欣赏,珠连璧合。

新中国成立后,社会主义如何搞,无论对毛对刘还是对全党来说,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。虽然苏联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模式,根据民主革命时期的经验,他们懂得照搬肯定是不行的,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立自己的建设道路。显然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。

既没有经验可谈,又不可能照搬他国的经验,在艰难的实践与探索中,自然,毛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、产生磨擦也就在所难免,并且是常常发生。

最早是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,接着是新民主主义秩序的问题,然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等等,这里不一一赘述。上述不同意见的产生,因为是在工作顺利的情况下出现的,并不牵扯个人的责任,又没有形成一定的气候,大家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富强,说起来也就是意见不一致的问题,谈不上什么恩恩怨怨的,因此并没有根本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谊。1956年,中共八大时毛泽东把刘少奇等推到领导工作第一线;1959年,毛泽东又主动辞去国家主席职务,由刘少奇接任,党和国家的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。

1953年12月,毛泽东提出中央分“一线”、“二线”,由刘少奇主持“一线”工作。这时,高岗利用全国财经会议发难,借批安子文、薄一波,企图拱倒刘少奇。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注意。针对高岗等人的阴谋,毛泽东明确指出:有人说少奇同志有圈圈,这是错误的说法。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,是正派的,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;并要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《关于增强党的团结》的政治报告,主持对高岗等的批评。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赞扬与支持,维护了刘少奇的威信,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。

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,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。八大报告是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起,反复研究,字斟句酌;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修改而定稿的。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满意,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称赞这个报告“是一个很好的提纲”。在党的八大上,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,刘少奇当选为副主席,名列四位副主席之首。“八大”党章有一条这样的规定:“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设名誉主席一人。”这个位置显然是为刘少奇当中央主席,毛泽东退居二线而预设的。

八大以后,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明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。

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,他在向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通报中国党的情况时说:“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。”赫鲁晓夫问:“谁将接替呢?”毛泽东回答道:“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,他们都不比我差,完全有条件。”接着,毛泽东搬着指头评价说:“第一个是刘少奇,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‘五四’运动,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,1921年转入共产党,无论能力、经验还是声望,都完全具备了条件。”

一年之后,在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,毛泽东正式提出他不作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,得到全会通过。毛泽东于1959年3月30日即召开第二届全国人代会前夕的一个批语中写道: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,刘少奇同志当主席,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。在此前后,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说过:我的接班人,第一个是刘少奇,第二个是邓小平。

1961年9月24日,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,蒙哥马利曾问道:“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,你的继承人是谁?”毛泽东说:“很清楚,是刘少奇,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。我死后,就是他。”在这里,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国、向世界公开宣告,他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。

刘少奇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。他作为毛泽东着作编辑委员会主任主持编辑了《毛泽东选集》四卷。1964年,针对林彪所谓“活学活用”,大搞生搬硬套只言片语的形式主义,刘少奇在给一位负责同志的信中严肃指出:应当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,来分析问题,总结经验,确定工作方针,决不能把毛泽东的着作和讲话当成教条。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:“看了你这封信,觉得实在好。”

七千人大会总结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工作时,情况就不同了。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,不但没有实现原来的预想,相反还使本来就很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挫折,致使全国经济一片萧条,尤其令人难于承受的是饿死了很多人!这个问题怎么看?怎么总结?如何向全党乃至全国人民交代?就成了中央领导,尤其是毛刘二人面对的一件大事了。

“大跃进”的首倡者是毛泽东,是他在反“反冒进”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。早些时候,周恩来、陈云因为提出“反冒进”,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。刘少奇虽然没有被毛泽东点名,但也难辞其“咎”,因为他曾主持会议通过了“反冒进”的决策。“大跃进”期间,本来比较冷静的刘少奇,也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,头脑跟着热起来。1958年9月,刘少奇到江苏常熟视察,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,信以为真地问:还能再高吗?关于人民“公社”的名称,刘少奇自称他和周恩来、陆定一、邓力群四人在一次南行列车上也积极地“吹”过,到了郑州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推荐,如此等等,事例很多。无疑,刘少奇在“大跃进”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。